红色的足迹

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长征中几个重要阶段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位于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是去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地。占地面积19．27万平方米，由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陈列室三大部份组成。主碑41.30米，耸立于元宝山顶，由红军战士铜像、碑体,基座组成。红军战士铜像高14.80米，双手高举成“V”字形，象征胜利，一手持步枪，一手执花束。碑体高24米，亚金铜贴面，三角柱项，象征三大主力红军。汉白玉基座高2.5米，墨绿色磨石地面。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气势恢宏，当夕阳西下时，金光四射，尤为壮观，被誉为“中华第一金碑”、大型花岗石群雕高12.5米，长72米，宽8米，用1160立方米计1440块红色花岗石精雕细刻组合而成。刻画的人物共九组，分别为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赴后继、回顾思考、英灵会聚，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是我国规模空前的现代艺术群雕。陈列室别具风格，门厅两边悬挂着10余块中央领导和红军老前辈题词的楠木匾额，室内展品则反映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征战历程及各地修建的长征纪念建筑照片。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史上的奇迹而决定修建的。奠基于1988年6月12日，1990年8月落成。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碑园名“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江泽民、李鹏、杨尚昆、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肖克、刘华清等领导题词。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修建的纪念红军长征某一事件或某一战斗的纪念建筑，而是红军长征总纪念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遗址包括达维会师桥和原懋功县城天主教堂干部同乐会遗址两部分。达维会师桥位于小金县达维镇东1公里的沃日河上。天主教堂位于今中共小金县委大院内。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二师四团自宝兴硗碛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山——一夹金山，在达维桥上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9军20师74团胜利会师。次日，中央机关翻越夹金山抵达达维时，在达维桥上受到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的夹道欢迎。6月14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达维开赴懋功县城、21日，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两军驻懋功团以上干部同乐会。毛泽东在驻地接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高级干部，详尽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两大主力军的胜利会师，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七律《长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巨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九三五年十月

 

 

 

长征路上的故事

 

故事一：《在长征的日子里》：“磨”进队伍"红小鬼"

    据长沙晚报10月21日报道 长沙市芙蓉苑一套普通的住宅。84岁的主人公站在客厅，向记者伸出了手。他叫卜力，湖南龙山县人，他本姓龚，由于没读过书，他嫌姓的笔画多，不好写，改了。但他在记者采访本上留的“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几个字透着笔力，显出主人是吃过文化饭的人。下面是卜老对长征的回忆。

“磨”进红军队伍

    1935年6月，红六军团经过湘西龙山县，打下县城后，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当时我还是个14岁的孩子，有一天我挑着一担柴，到临近的集上去卖。碰巧红军到集市扩军，就给我几公斤大米，要我拿回去，并问我愿不愿意参军。当时与我一起来的有三个熟人都参军了，我也动心了，托人将大米送回家，就随扩军的战士走了。

    到了部队后，部队首长看我年纪小，个子还没枪高，不要我，叫我回去。我死活不愿回去。以后几天，我就跟着扩军的同志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首长叫通讯员送我到一个地方医院去做护士。我到了医院后，看到护理那种事我做不来，转身就跟着送我的通讯员回部队，通讯员为了甩下我，就抄近路，游过一条河，我也跟着游过河。回到部队后，通讯员把我会游泳的事跟首长说了。这样又磨了几天，首长看我还机灵，就没再说让我走。

拖着马尾巴过雪山

    最先三个月跟着部队走，每天都在行军，每天都听到枪炮声。过金沙江时，敌人在后面追赶，我们几百个人没有船，就伐树做筏子，在敌人赶到江边之前过了江。过了金沙江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准备过雪山。雪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严寒缺氧，鸟兽绝迹。过了江后，上级动员，要准备水、准备辣椒。第二天爬山，刚开始时，还不觉得怎么样，但越往山上走越冷，直到冷得发抖。吃下随身带的辣椒，也没有汗出。山上的天气也是变化无常，一会儿出太阳，一会下雨，一会儿是雪，一会儿下冰雹，冰雹大的有鸡蛋般大，砸得头痛。

    我当时年纪小，到了半山之后，走不动了，真想坐下来休息，这时，年纪大些的战士不让我坐，他们拉着我，或推着我走，快到山顶时，首长叫拉着马的尾巴，翻过了雪山。好多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雪山上，或躺在路边，就再也没有起来。

粮食成为最贵重的东西

    到达甘孜后，在那儿呆了十多天，准备过草地，大家准备干粮，主要是藏族人吃的糌粑和牛肉。从甘孜出发，过了大大小小的草地，到达阿坝后，还要走十多天，全无人烟，只有望不到边的水草。水草下沟壑交错，沼泽密布，稍不注意，就陷进去了。晚上宿营，很少有干草的地方，都是湿地，就垫一块油布睡觉。

    当时吃粮抠得很紧，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候，营长说可以吃饭了，我们自己打开背的粮袋，班长给分配，一餐只有几勺。当时对粮食的管理相当严格，犯别的错误还好说，偷别人粮食的，严重的要枪毙，偷吃自己带的粮食要禁闭。

    这样过了五六天，大家的粮食也差不多吃光了。于是首长杀了自己的马，分肉给大家吃，再后来，就是挖野菜，扯回来试验，如果不苦，就煮着吃；吃牛皮，挎的皮包、皮带，凡是牛皮的都拿来煮着吃或放到火上烤。牛皮闻起来很香，嚼着这些东西实在咽不下去，只是为了哄肚子。走出草地，到甘肃境内后，我们美美地吃了顿羊肉泡馍。

    “经过长征，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没有同志阶级友爱，爬不了雪山，过不了草地。”卜老对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同志的友情念念不忘。

    从参军到长征，卜老始终没有拿过枪，到了延安后，从事警卫员工作，才发了一支驳壳枪。他给张闻天做过一段时间的勤务员和警卫员。后来到延安抗大学习，解放后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到北京炮兵司令部科研处做研究员，1964年回到湖南。

来源：《长沙晚报》

 

故事二：红军女战士刘坚与朱德夫妇的一段情缘

    婚前只见了一面，婚宴是一顿大米饭，新婚第一天就离别。这桩婚事的女主角是原广州军区直工部副主任刘坚，为她牵线做“月下老”的是朱德、康克清夫妇。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党中央为了实现继续北上的方针，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其中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指挥。16岁的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刘坚就跟随这支队伍。

    一次，刘坚带女子担架队负责收容伤病员。忽见路边倒着个女红军，一动不动。刘坚立即跑上前去，把手伸到她鼻子底下探了探，还有气儿。她再把手背贴在伤员额头上，滚烫。刘坚马上招呼身边的人：“她发高烧，昏迷了，快！帮忙把她抬上担架，送医院抢救！”路上，昏迷的女红军醒过来，刘坚赶忙问她姓什么，哪个单位的？她含糊地说了声“我姓康”，就又昏过去了。那时，刘坚并不知道她就是康克清———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爱人。

    1936年2月，红军主力过雪山，康克清骑马去看望女同志。那匹马是刚从藏民手里换来的，还很野，没骑多久，因路上人多热闹，一受惊就嘶叫着横冲直撞。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不知所措。眼看马儿就要载着康克清往山崖下冲，只见刘坚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拽住缰绳往反方向扯，连人带马硬是拽了回来。她却被马扬起的前蹄踢掉了两颗牙齿。

    康克清两次得到刘坚相救，从此，两人亲密得胜似姐妹。朱德总司令也对这位13岁参加革命、多次出生入死完成任务的女娃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再赞赏：“这娃娃工作泼辣，办事有主见，不错！”自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一直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百般刁难、压制和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朱德等同志。刘坚对朱德和康克清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十分同情，从心底里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康大姐。一次，有人秉承张国焘的旨意，借口康克清病重，要把她留下来。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留下来的结果就是被敌人杀害。刘坚知道后，便偷偷跑去告诉朱总司令。朱德来看望康克清，又有人当面提出不能带康大姐走，理由是“没有人抬。”刘坚往前站了一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抬！”在场的几位女同志一致响应，这才使康克清免遭厄运。

    一天晚饭后，朱老总到党校去找康大姐，当时刘坚在场。朱老总就问刘坚有对象没有，年轻的刘坚不懂什么是“对象”，朱老总又问她有爱人没有，她才明白过来，羞得满脸通红，小声说没有。朱老总亲切地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刘坚羞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康大姐插话说：“他人很好，很会打仗，负了很多伤，需要人照顾。但他话太多，什么都敢说。你很聪明可以帮助他，管住他的嘴巴子。”显然，朱德和康克清夫妇事先已有“预谋”。

    朱德夫妇为刘坚介绍的对象名叫杨梅生，原是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3师师长，遵义会议后调到毛泽东主席身边任军委警卫营营长。单纯的刘坚凭着对朱老总和康大姐的信赖，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帮助办了结婚证明。

    婚前，刘坚和杨梅生只见过一次面。新婚那天，部队还在过草地，新房只好就地取材，在附近的一座喇嘛庙里。朱老总说：“没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请你们吃顿大米饭吧！”长征途中缺衣少食，连青稞面都很难弄到，所以一顿大米饭就是最好的宴席了。结婚的第二天，杨梅生就出发回军委总部打前站去了。“七七”事变后，两人才在延安重逢。

    红军长征胜利后，刘坚和杨梅生转战南北，直到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杨梅生先后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坚也调到广州军区机关工作。刘坚常上北京看望康大姐。1992年5月，康克清病重住院，刘坚特意去医院探望，病榻上的康克清拉着刘坚的手深情地说：“成英（刘坚原名肖成英，刘坚一名系延安时期改的），没有你，我就活不到今天，我的命是你救的！”

《解放军报》 2004年12月02日

 

故事三：飞夺泸定桥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

    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

    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载1975年11月1日《解放军报》）

 

故事四：爬雪山

    一九三六年三月，方面军部队陆续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途中再次翻越夹金山，还翻过了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又一次经受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磨炼。

    党岭山，横亘在丹巴、道李之间，主峰海拔五千四百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积雪终年不化。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迷信传说：“这座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人到顶上不能说话，一说话就要被天神治死。”当地年长的群众还告诉我们，山上气候变化无常，不时有冰雹、大雪降临，要避开暴风雪的袭击，必须在每天中午前通过顶峰。因此，我们决定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

    我们在雪山脚下，吃了一餐用为数甚少的土豆、青稞和野菜煮成的“饭”，整装出发了。同志们拄着木棍，踏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向上攀登。

    随着时间的消逝，长龙般的队伍已进入白云缭绕的半山腰。忽然，西北方向涌起一块乌云，挨着山头压了过来，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将要来临。为争取时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

    雪山的气候变化很快，不过一刻钟，暴风雪就来了。霎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刮得人们站不住脚，睁不开眼。紧接着，鹅毛大雪越下越大，气温骤然下降。

    由于天黑、风急、雪大，难以继续行进，只好原地休息，待风雪停后再前进。我们要求部队选择避风的地方，以连为单位围在一起休息。因人多围在一起，可以较好地抵御风雪的袭击，可以人们自身的温度相互取暖。

    好不容易挨到风停雪止，天色微明，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冻得失去了知觉的双脚已不听使唤，走一步跌一跤，爬起来再走，走出二三十步才慢慢恢复了知觉。不少同志的脚冻裂了，鲜血渗透了裹在脚上的破布和草鞋，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印。

    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了。同志们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每走一步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气。有的同志晕倒了，大家就互相搀扶着向上攀登。

    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政治工作发挥出特有的威力。王建安政委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不断地给部队作鼓动工作。各级干部以短促有力的口号，宣传队员们敲响锣鼓，打起“呱嗒板”，活跃气氛，鼓舞部队的土气，激励大家去战胜困难。

    距顶峰越来越近了。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声。走在我身后的警卫员一步跳到我跟前，手指着山顶高兴地说：“军长你看。”我抬头一看，只见一面鲜艳的红旗耸立在顶峰，在皑皑白雪的衬映下，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那样的振奋人心。

    “前卫团到达主峰了！”胜利的消息随着山峦的回音，拨动着每一个同志的心弦。同志们忘记了严寒，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一鼓作气向上冲刺。

    来到主峰，真好象到了另一世界。片片白云绕着山头轻轻地飘过，银装素裹的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妖娆。在空气稀薄的山顶上，同志们无暇观看这雪山美景，加快步伐向山下行进。

    一过主峰，我们都倍感轻松，队伍里谈笑风生，更加活跃。王建安政委风趣地说：“孙大圣大闹天宫，蟠桃、仙丹、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我们是在缺吃少穿酌情况下‘大闹天宫’。看来，孙大圣在我们红军面前也要甘拜下风了。”

    同志们的欢声笑语，不禁使我感慨万分。是啊，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不过是文人构思的神话，而真正创造人间奇迹的，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我们英勇无畏的红色战士。